五个章节，一条河流

我出生在绍兴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。父亲教语文，母亲在镇上的供销社工作。童年的记忆，是梅雨季节里青石板路上泛起的涟漪，是祖父摇着蒲扇讲《聊斋》的夏夜。

八岁那年，我在旧书摊上淘到一本泛黄的《西行漫记》。我不知道那个叫埃德加·斯诺的美国人是谁，但我被那些关于远方与真相的文字深深吸引。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，文字可以带人去到另一个世界。

小学五年级，我创办了班级第一份手抄报，取名《小荷》。每期只有四开纸大小，却承载了一个孩子全部的骄傲。

十八岁那年，我离开水乡，来到复旦新闻学院。邯郸路220号的梧桐树下，我第一次感受到新闻作为"无冕之王"的重量与荣光。

大二暑假，我跟着一位学长去贵州山区做支教报道。在那个不通公路的苗寨里，我采访了一位代课三十年的老教师。他的月工资只有两百块，却教出了三个大学生。回到上海后，我写了三千字的长篇报道，发表在校刊上。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，写作可以成为一种责任。

大学四年，我在《南方周末》的学生记者团度过了最充实的时光。那些凌晨赶稿的夜晚，那些被退稿后重新修改的清晨，塑造了我对新闻职业的最初理解。

毕业后，我加入了《南方周末》深度报道部。七年间，我跑遍了半个中国——从山西的煤矿到广东的工厂，从东北的林场到西南的边境。

2012年，我历时半年完成的调查报道《消失的村庄》，记录了三峡移民后一个村落二十年的变迁。报道发表后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，也让我获得了当年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。

记者生涯教会了我两件事：一是永远保持怀疑，二是永远保持同理心。每一个采访对象，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。

2016年，我选择离开媒体，成为独立非虚构作家。这个决定让许多人不解，但我清楚，有些故事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沉淀，更深的信任去建立。

我搬回杭州，在西湖边租了一间小工作室。接下来的六年，我出版了三本书，同时在多所高校开设非虚构写作工作坊。

2019年的千岛湖之行，催生了我的代表作《湖底的回声》。为了写这本书，我在渔村住了三个月，与渔民同吃同住，记录了千岛湖最后一支传统渔业队的消亡。

如今，我仍在杭州写作。新的长篇《运河人家》正在创作中，讲述京杭大运河沿线五个家庭跨越百年的命运交织。

我也开始尝试将非虚构与口述史、地方档案相结合，发起"城市记忆"公益项目，培训志愿者采集老杭州人的口述历史。

故事还没有结束。河流仍在流淌，而我，仍在前行的路上。